上海人喜欢穿睡衣出门
上海人喜欢穿睡衣出门，提到睡衣出行，最早受到关注的是上海。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，上海依然保持着一些老传统，包括一些很土的习俗，比如“穿睡衣出门的上海人”就一直顽强地存在，以下分享上海人喜欢穿睡衣出门。
上海人喜欢穿睡衣出门1
在魔都，一年四季，你都能看到一些居民喜欢穿着睡衣出门溜达……
这是魔都特有的“魔性”吗？
说起来令人有点费解：“穿睡衣出门”——这种看起来有点“不文明”的行为，在上海这样数一数二的大城市，居然还挺常见的。
对于“穿睡衣”出门这种行为，你是否看得惯？
这是不雅的“陋习”，还是无可厚非的个人习惯？
在上海，咱们时常能看到一些居民穿着睡衣在公共场合晃：街上压马路啦，公园里散步啦，菜市场买菜啦……在这座城市里，各种五颜六色的棉睡衣无处不在，让许多刚来的人挺懵X的：上海好歹是中国最现代化、最时尚的大都市，咋有这么多本地人如此“不文明”呢？
十年前，当我刚来上海时，我也一度十分懵X。我一直以为这种“睡衣现象”只在欠发达的地区才有，比如我老家。那是湖南的一座小城市，很多人都喜欢穿着睡衣出门溜达。
但令我意外的是，上海居然也是一样一样儿的。地铁上，穿粉红色麻布睡衣的大妈和穿职业正装的年轻人挤在同一节车厢里，这奇妙的画面咱也是司空见惯了。
不过，很多人都觉得在公共场所穿睡衣，这既不合适也不礼貌。虽然“城市是我家”这句标语大家都听过，但最初这是用来号召大家不乱扔垃圾的，不是让你穿着“家里的衣服”在外面随便晃的嘛
然而，在上海待的时间长了，我也逐渐了解到了上海人对于睡衣的那份独特喜爱。这背后还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原因的呢。
现代的西式睡衣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。早在20世纪初，当国外的睡衣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时，它们可是昂贵的奢侈品，只有上海本地的富人才穿得起。有一套好看浮夸的睡衣，穿着出去溜达溜达，那可是有身份有地位的象征。至于普通老百姓？他们不穿睡衣出门，可不是因为不好意思，而是根本穿不起啊。
当然咯，现在的睡衣便宜多了，大家也都买得起了，但在一些老上海人眼里，在外面穿睡衣还是蛮潮哒！就算不“潮”，但至少无可厚非。
更何况，现在很多睡衣还是蛮好看的。你如果去南京路步行街或者新天地逛逛，那里一些人穿的睡衣可是高端大气上档次，制作精良颜值高。想想优衣库卖的一些睡衣，长得和咱们平常穿的休闲运动服也没啥区别嘛。就连香奈儿、纪梵希等大牌，也曾设计过“睡衣风”的服装，价格还颇为不菲。
某种程度上，睡衣甚至成了本地的某种时尚标志，集休闲、艺术、个性与怀旧于一体。在去年的上海秋冬时装周，一些模特就特意穿着睡衣去石库门拍写真，向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致敬。
不过，魔都的“睡衣文化”也引起过当局不满，他们认为这有损于上海的大都市形象。十年前，在2010世博会即将召开时，上海一度尝试禁止居民穿睡衣出门。
“齐八小区的文明着装劝导队每周活动两次。他们……衣着整齐地立在小区门口，看到有穿睡衣的居民要走出小区，志愿者便会上前劝阻。”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。
文章里说，如果有居民抱怨这些志愿者管得太多，志愿者就会劝道：世博会时，外国人参观完园区出来以后拿着相机到小区乱窜，很有可能到我们小区来……不能给上海丢脸。
上海注重脸面，这可以理解。但是……区区睡衣而已，老外会那么在意么？早在2008年，美国摄影师Justin Guariglia就在上海大街上拍过许多穿睡衣之人的照片，还为此专门出版了一本书。
在《华尔街日报》2008年的采访中，他是这样说的：“这（穿睡衣出门）主要是一种上海的时尚现象，很有魅力也很优雅。虽然当地媒体对于‘居民该不该在外面穿睡衣’有过激烈争论，但我是支持这一举动的。也希望在世界范围里，有更多人可以接受它。”
我个人不会穿睡衣出门。不过，其他人在街上穿自己喜欢的任何衣服，我都觉得无所谓。西方文化里有“休闲星期五”的传统，员工们在周五时可以想穿什么穿什么，上海也可以借鉴下这种传统啊~ 不过上海的版本估计得叫“裤衩子星期五”啦。
希望上海不要再限制居民的着装了。魔都是开放、包容而多元的——这种“包容”和“多元”不仅仅对于外界，对本地的人民也应是如此啊。
上海人喜欢穿睡衣出门2
上海人为什么喜欢穿睡衣出门？这是一个和上海有关的名话题。
上海作家马尚龙认为，话题的关键词不是“睡衣”，而是“上海人”。
“大家似乎对上海人有一种刻板印象，觉得上海人就应该穿西装出门。结果外地游客到上海来，看到满大街的睡衣，难免要谈论几句。”
在马尚龙的印象中，睡衣曾经是上海的一个符号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绽放无比。
然而，在居住空间的巨变中，上海的“睡衣文化”正在消失。
那些过去住在弄堂里的阿姨爷叔们，带着不舍得丢弃的旧睡衣，随着拔地而起的新房越住越远。
一件小小睡衣的兴衰史，这背后其实是半个世纪以来上海人居住空间升级变迁的历史。
穿行于上海街头的睡衣一族，总能让人一眼辨认出来。
上海“睏衣”解析图
它有几个标志性的特征。
首先，必须是一套头，统一式样的衣服加裤子，经典的小碎花款式是主流。
衣服两侧一定要有口袋。夏天的男士睡衣还要多一个袋，位于左胸处，用来放纸币、手表、打火机。
冬天的睡衣多半要搭配上更加花哨的罩衫、袖套，防尘防脏。
其次，衣服的袖口和领边处，要有一圈和衣服同色系、但更深一个色号的滚边。
比方讲，一套紫色碎花睡衣，它的滚边一定是深紫色。要是男士穿的蓝色睡衣，就会镶一圈深蓝色滚边。
碎花一套头、两只口袋、深色滚边，这三大元素一碰撞，就构成了睡衣的鲜明特色。
当然，最关键的是，这种可以穿上街的睡衣，夏天款的里面肯定有内衣裤，冬天款的还有棉毛衫、棉毛裤做内衬。
其实，它更像是一种“内衣款外出服”，好比电影里超人外穿的内裤。
爱穿睡衣出门的阿姨爷叔们为自己辩护时，也会以此为论据：“阿拉睏衣里厢是有内衣裤的。那种露肩胛露大腿的吊带衫超短裙，就更加雅观吗？”
长辫子老爷叔
不仅睡衣里有内衣裤
睡衣外又套了背心、围兜
在阿姨爷叔们看来，“睏衣”只是个名称而已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
“上海人的‘睏衣’和欧美人的睡衣完全是两回事。”马尚龙说。
“西方人的睡衣里面是没有内衣的，材质透明飘逸。晚上洗好澡穿上，喝喝红酒看看书。 ”
“而上海人的睡衣是一种多功能衫，用途广泛，既能居家，又好外出。 ”
那么上海这种可以外出的睡衣是怎么诞生的呢？
这与上海特有的弄堂生活息息相关。
1955年出生的刘晓兰（化名）从小生活在上海老城厢——老南市区的小南门一带。
“我小时候从来没在马路上、弄堂里见到过睡衣。印象中睡衣是一个只会出现在电影和书本里的东西，高档洋气，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不搭界。”
“到了七八十年代，经济条件一点点宽裕起来，弄堂里开始有人穿着碎花式样的睡衣出入。”
“最开始穿睡衣出门的人，脸上还有几分显摆的意思。在那个年代，穿睡衣还算蛮时髦的一件事。”
刘晓兰说，后来穿睡衣出门变得越来越普遍，弄堂口、菜场里总能看到一些阿姨，穿着一身睡衣，头发卷得出奇地高。
“一些邻居会自己用缝纫机做睡衣。看上去蛮随意的，实际上衣服的细节上有很多小心思，比如点缀蕾丝花边，用布店里最新款的料子。”
襄阳南路上
穿着成套睡衣的
上海爷叔
马尚龙认为：“睡衣的流行，和七八十年代期间，上海市区居住条件紧张有很大关系。”
“当时一栋石库门里起码要住七八户人家，但厨房间就一个。”
“不管你住两楼还是亭子间，每天都要去厨房间好几趟，随身还要带着钥匙、火柴、零散钞票，有两三个袋袋的睡衣最实用。”
“在家里，没有人舍得穿上班的衣服去烧饭，但如果只穿着汗衫短裤进出厨房，又太不雅观，经常还要下楼到弄堂口买买小葱酱油。”
“睡衣打破了空间不断转换带来的尴尬，是名副其实的居家、外出两用衫。”
“刚开始，上海人自己把旧衣裳改成宽松的‘睏衣’。等条件好点了，商店里就能买到了。
这样一来，弄堂里进出的人既避免了尴尬，还能维持一点体面，作为弄堂串门的着装也亲切。”
对上海人来说
弄堂是半私密的空间
没必要穿得一本正经
睡衣不仅适用于弄堂生活，在最早的工人新村，也是派大用场的。
“当年的‘两万户’基本上都是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间。睡衣既然能穿去厨房，也就好穿着去买小菜。”
“到后来延伸到公交车上、电影院里，只要不是上班这类正式场合，都被睡衣慢慢覆盖了。”
大城市、小弄堂，为睡衣登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。
从小生活在永嘉路一带弄堂里的陈妍廷说，如果自己在马路上看到睡衣，首先会想到，对方肯定和自己一样，就生活在衡山路周围。
“因为你穿着睡衣，活动范围总归在一公里内，不大会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。”
对于睡衣与空间的关系，“知乎”上也有网友曾这样调侃：“不是住上海市中心的人，有那闲情穿个睡衣去黄浦江边看夜景么？”
上海人喜欢穿睡衣出门3
去过上海的朋友们，一定不会忘记大街上穿睡衣的男男女女们。
他们昂首阔步，旁若无人，穿梭在各大超市、菜场，甚至南京路的街头。和他们擦肩而过的，还有穿着最入时的上海摩登男女们——恐怕没有比这更魔幻现实主义的画面了。
上海向来走在时尚潮流的最前沿，这里的人们在穿着打扮上绝不松懈。可也是最体面的上海人，把不甚合身、还印着迷之花纹的成套睡衣，大大方方穿出了家门。
2009年10月30日，上海，身穿睡衣的大叔骑着电动车现身街头。
早在世博会的前一年，上海市政府为整顿市容，就提出“睡衣睡裤不出门”的倡议。各大小区纷纷动员志愿者们，在小区门口劝导穿睡衣出门的市民。但是，不少上海阿姨们并不买账，不忘回上一句：“侬鼓力嘎多咧！（你管得太多啦！）”
那么，上海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穿睡衣上街？这一习惯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都是弄堂惹的“祸”
其实，民国初期的上海，就有穿睡衣出门的人了。不过当时只有两种人这么干——大财主和舞女。大财主在家门口以睡衣示人，显示自己不仅有钱，还很闲。毕竟睡衣是舶来的洋货，普通人家是负担不起的。舞女们则在白天穿睡衣示人，表示她们此时不做生意。
倘若此时谁有了件睡衣，拿出来显摆还来不及，怎么会藏在家里穿呢？所以，普通人不穿睡衣出门，不是因为不好意思，而是根本买不起。
民国时期的上海人，虽然大部分都住在弄堂里，但是彼此阶级差异巨大。资本家、中产阶级和中下层居民，住的房子都是不一样的。
2008年7月23日，上海，南京西路与吴江路之间的老石库门弄堂，狭窄而拥挤。
最早的石库门弄堂，本是土豪乡绅们住的地方。19世纪60年代，太平天国起义把江南地主豪绅赶进了狭小的上海租界，使得租界人口暴涨几十倍，催生了旧式石库门弄堂。民国以后，这些有钱的绅士们逐渐搬出石库门，改住新式里弄，淘汰下来的石库门弄堂渐渐变成低档住宅。
20世纪30年代，日军占领上海，租界再一次成为战争避难所。大批居民涌入租界，房地产商乘机将已被淘汰的旧石库门弄堂出租，很多承租户也将原来独门独户的单元分房间出租。破败的石库门弄堂很快拥挤不堪，住着大量中下层居民。
虽然他们的居住条件不如中等收入群体住的新式石库门弄堂，更比不上资本家的花园弄堂。但能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区寻得住处已属幸事，何况还能享受自来水和煤气的便利。
但由于一户单元要分租给好几户居民，这些便利的设施都需与人共用。由于并没有独立卫生间，洗澡可能扯一条布帘就完事。诸如洗漱、淘米、洗菜、做饭之类的日常生活，都要在弄堂里进行。
2013年7月2日，上海城隍庙边的一条老弄堂，房子里接出了莲蓬头，孩子坐在大脚盆里冲凉洗澡。
原本作为公共通道的弄堂，逐渐成为家居空间的延伸，甚至被居民们归为私人空间的一部分。因此，对于分租共用的中下层居民们，在卧室里穿的衣服，在弄堂里穿自然也没关系。
怡德里弄堂口，一位身穿睡衣的大叔坐在木椅上休息。
但是，正如此前所说，民国时期的普通人是买不起睡衣的。睡衣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逐渐成为潮流，被上海人穿出了家门。那么，睡衣又是如何走出弄堂，走上大街的呢？
如果弄堂只是作为私密空间的延伸，睡衣自然不会出现在绝对的公共空间——比如弄堂外面的大街。可是老式弄堂往往处在市中心的热闹地段，许多机构和店铺迫于高昂的.房租，不得不搬入弄堂。
弄堂里多的是钱庄、洋行，旅馆、浴室、饭店也很常见，至于小杂货店和小食品店，就更不值一提。由于商业活动兴盛，以弄堂为中心形成了不少交易市街。如今你在上海会馆街看到的潮州、漳泉、商船会馆，就是当年弄堂繁华商市的见证。
上海弄堂里如今还在营业的前进旅馆。
因此，虽然围墙和大门给了弄堂居民私密和安全的感觉，但齐全的商业功能使得弄堂成为面向城市开放的空间，里弄街区也作为城市里四通八达的隐形脉络而存在。如此一来，弄堂作为个人私密空间延伸的同时，又有城市公共空间的强烈渗入。
在弄堂里能穿的睡衣，在其他不太正式的公共空间自然也能穿。穿睡衣的弄堂居民，去沿街店铺打油买米，再走向稍远一点的菜市场和超市，也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。
上海老城区里弄里的早餐店，有的居民穿着睡衣、趿着拖鞋就跑来吃早饭。
总的来说，狭窄的居住空间和分租共用的模式，再加上弄堂承担的公共空间功能，使得弄堂居民把睡衣穿出家门，走上了大街。
“体面人”也得这么穿
但是，建国以前，这种分租共用的模式并不普遍。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937年发布的报告，全部弄堂中有40%依然是独门独户，享受这样宽松居住条件的，大多为中等收入群体，而三户以上人家合租的房屋只占44%，不到一半。
直到建国以后，分租共用的居住模式才逐渐成为跨越阶级的普遍现象。
1949年建国以后，弄堂房屋的所有权发生很大变化。1955年的公私合营制度变相充公了绝大部分的上海私有住宅，大洋行、大公司的房产都划归政府所有，由房管所统一管理，以低租金租给无房户居住，原来独门独户的住宅普遍住进了多户人家。
张锡昌在《弄堂怀旧》里提到，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明月里弄堂，每一幢房子差不多都住一户人家。解放后，家住五号里的王先生被查出有汉奸嫌疑，全家搬走，原来的房子被分配住进了五六家人。
2002年，上海里弄， 里弄里有读报的、洗衣的、刷马桶的、生火的，整个一幅生动的上海市民图。
另外，原先一些中小私人产权的住户，在动荡时局中收入不稳定，只好将独户居住的单元分租给外人。在房屋重新分配的过程中，多数住宅单元都挤进两个以上的家户，过去在中下层居民被迫经历的分租共用，成为弄堂居民的普遍境遇。
而在弄堂以外，国家为缓解上海居民“住房难”的问题，开始修建工人住宅和居民新村。考虑到国家财政状况，本着节约空间的原则，在曹杨新村、空江新村之后建设的二万户公房，均未设计独立厨房与卫浴，由一单元的十户居民共用一套。
始建于1953年的崂山新村，是上海市政府在解放后建造的二万户公房之一，在高楼大厦间俨然是“城中村”。
与此同时，国家实行计划经济，各类生活必需品凭票供给。官与民、穷与富、身份或职业的不同都逐渐接近和靠拢。在分租共用的居住条件下，生活习惯在合租者面前一览无余，人们慢慢学会隐藏自己的阶级标识，不轻易暴露。而物质条件的困窘也迫使人们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。
红木衣橱要丢掉，大鱼大肉不能做，旧有的着装礼仪和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松动。穿睡衣在弄堂里走动，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来说，也不再是“不体面”的事情。
2010年04月06日， 穿着花睡衣的女人，脚踩一双还算精致的皮鞋，刚刚购物回来，穿过弄堂。
由此，过去中下层弄堂居民的生活经验，逐渐被各个阶层分享，成为普遍现象。本来在家里才可以穿的睡衣被合理化为家居服，再逐渐向洗手、上厕所之外的串门、借葱借蒜等行为扩张，然后走出家门，上下楼梯，最后走出社区。
虽然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居民共同经历着分租共用的居住生活，但是穿睡衣出门似乎并没有引起关注，也不会被当作一种独特的现象。事实上，直到70年代末期，穿睡衣上街才成为一种潮流。
2016年的秋冬上海时装周，睡衣亮相街头，作为潮人街拍的元素。
其实，并不是五六十年代没有这种现象，而是因为改革开放前，城市居民做衣服都要凭布票，定额很少，做专门的睡衣是很奢侈的事情，很多都用旧衣服裁剪而成。
当布票制取消，睡衣作为常见的商品进入市场流通后，人们从单调和拮据的布料中解脱，纷纷将色彩艳丽的睡衣穿出家门，睡衣上街此时才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，成为上海市民的文化名片。
不穿反而不习惯
改革开放后，上海人狭窄的住房空间并没有得到很大缓解，弄堂依旧是城市居民住宅的主力。虽然商品化住宅逐渐增多，但截止1997年底，生活在上海各式里弄中的居民总数仍有317万，占市区人口总量约40％，而在80年代末，这一比例曾超过60%。
与此同时，弄堂生活的便利性也没有消失，人们穿着睡衣，不用过马路，就能在街区商店买到绝大多数日常用品。
